姓名：李炘珏
学号：202426202027
班级：国际2班
提交日期：2025/12/6
光影显史，人性立魂 ——《南京照相馆》历史题材电影的三重表达维度
光影显史，人性立魂
——《南京照相馆》历史题材电影的三重表达维度
摘要：《南京照相馆》以1937年南京沦陷为历史背景，通过"吉祥照相馆"这一微观空间，讲述了普通民众守护日军屠城罪证的故事。影片突破传统战争片的宏大叙事模式，将精妙的叙事艺术、立体的人物图谱与深刻的历史表达有机融合：以微观叙事构建历史在场感，以人物觉醒承载历史记忆，以克制表达传递历史态度。三者相互支撑，既实现了历史真相的艺术化呈现，又完成了人性光辉的深度挖掘，为战争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引言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难以磨灭的历史创伤，如何将这段沉重历史转化为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影像表达，始终是中国电影创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2025年上映的《南京照相馆》由申奥执导，以独特的"照相馆"视角切入，避开了战争片常见的血腥场面与宏大叙事，转而聚焦普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与抉择。影片上映后斩获30亿元票房，豆瓣评分达8.8分，不仅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更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成为历史题材电影的突破性作品。
现有评论多从单一维度解读影片，或分析其叙事技巧，或探讨其人物塑造，却忽视了叙事、人物与历史表达之间的共生关系。事实上，《南京照相馆》的成功核心在于三者的深度融合：叙事艺术为历史表达搭建了精准的呈现框架，人物图谱为历史表达注入了鲜活的人性载体，而历史表达则为叙事与人物提供了厚重的价值内核。本文将从三者融合的视角出发，剖析影片如何以光影为笔，以人性为墨，在银幕上完成历史记忆的重构与传承。
二、叙事艺术：微观空间中的历史建构
传统战争历史片常以战场厮杀、领袖决策等宏大场景构建历史叙事，而《南京照相馆》则采用"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策略，通过封闭空间与意象符号，将宏大历史浓缩于具体场景之中，为人物行动与历史表达提供了坚实依托。
2.1 空间叙事：照相馆作为历史的"显影室"
影片将叙事空间高度集中于"吉祥照相馆"这一不足百平米的封闭空间，使其成为承载历史重量的核心场域。这一空间具有双重属性：表面上是日军控制下的"亲善宣传"拍摄点，实则是民众藏匿罪证的"秘密基地"，这种空间张力直接转化为叙事张力。日军强迫拍摄"中日亲善"照片的场景，与暗房里逐渐显影的屠杀底片形成鲜明对比，空间的封闭性更强化了这种对立——在日军严密管控的小空间内，真相与谎言仅一墙之隔，这种设置让历史的残酷与虚伪更具冲击力。
照相馆的空间布局更暗藏叙事玄机：前厅是日军可见的"表演空间"，人物需伪装顺从；暗房是不可见的"真相空间"，成为历史证据的诞生地；地窖则是"希望空间"，承载着民众对生存与正义的渴望。三个空间形成从"伪装"到"真相"再到"希望"的叙事递进，人物在不同空间的行动转变，也成为历史认知深化的外在表现。当邮差苏柳昌从前厅的怯懦躲闪，到暗房目睹底片时的颤抖愤怒，再到地窖决心传递罪证的坚定，空间转换与人物心理变化形成精准呼应，历史的沉重感也随空间叙事的推进逐渐渗透。
2.2 意象叙事：照片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
影片以"照片"为核心意象，构建了贯穿全片的叙事线索，使历史表达更具具象性。照片在影片中具有三重叙事功能：一是日军的"宣传工具"，强迫拍摄的亲善照片成为掩盖暴行的谎言载体；二是历史的"罪证载体"，意外留存的屠杀底片成为揭露真相的铁证；三是记忆的"传承媒介"，最终传递出去的照片成为历史记忆的延续。这三重功能的转换，构成了影片的核心叙事逻辑。
导演通过精妙的蒙太奇手法强化照片的叙事力量：当日军摄影师拍摄的孩童微笑特写，与暗房里同一孩童遗体的底片特写交叉剪辑时，无需血腥场面的直接呈现，照片意象的对比已将日军的虚伪与残暴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种以意象为核心的叙事方式，既避免了历史表达的直白说教，又让历史真相通过艺术化手段深入人心，实现了叙事美感与历史厚重感的统一。
三、人物图谱：觉醒者群像中的历史承载
如果说叙事艺术是影片的骨架，那么人物图谱便是影片的血肉。《南京照相馆》摒弃了传统历史片的英雄化塑造，构建了一组"从蝼蚁到觉醒者"的平民群像，每个人物的成长轨迹都与历史认知的深化同步，使历史表达通过人性弧光自然流露。
3.1 核心人物：从求生到殉道的历史觉醒
影片的四位核心人物——邮差苏柳昌、照相馆老板金承宗、演员林毓秀、翻译官王广海，构成了不同维度的人性光谱，其共同的成长轨迹是"对历史真相的认知从模糊到清晰，对历史责任的承担从逃避到主动"。苏柳昌最初以"学徒"身份混入照相馆只为求生，当在暗房看到屠杀底片时，他的双手颤抖不仅是生理反应，更是历史真相冲击下的认知觉醒；金承宗作为照相馆主人，从最初"多活一天是一天"的隐忍，到意识到"沉默就是共谋"的觉醒，最终以生命掩护底片传递，完成了从"守店人"到"历史守护者"的转变。
最具戏剧张力的人物是翻译官王广海，他的转变堪称"战争对人性扭曲与救赎"的缩影。影片通过"妻女遇害"这一关键情节，完成了他从日军帮凶到良知觉醒者的转折——当他在底片上看到妻女的遗体时，个人创伤与民族创伤形成共振，使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从"旁观者"转变为"亲历者"。这种以个人命运勾连历史命运的塑造方式，让人物的觉醒更具说服力，也让历史表达更具情感穿透力。
3.2 群像塑造：平凡人凝聚的历史力量
影片并未将历史责任寄托于单一英雄，而是通过群像协作展现平凡人的历史力量。照相馆内的每个人都承担着独特的历史使命：金承宗负责统筹策划，林毓秀利用演员身份传递信息，苏柳昌凭借邮差身份运输底片，王广海则利用翻译官身份获取日军情报。他们的协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猜忌、争执与妥协，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协作，更凸显了平凡人在绝境中凝聚的人性光辉。
群像塑造的精妙之处在于，每个人物都代表着一类历史参与者：金承宗是本土正义的坚守者，林毓秀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觉醒，苏柳昌是青年一代的成长，王广海是失足者的自我救赎。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南京沦陷时期民众的精神图谱，他们的集体行动也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具象表达——历史并非由少数英雄创造，而是由无数在绝境中坚守良知的普通人共同书写。
四、历史表达：真相守护与记忆传承的价值升华
叙事艺术与人物图谱的最终指向，是影片深刻的历史表达。《南京照相馆》跳出了"仇恨叙事"的窠臼，以"真相守护"为核心，传递出"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守护和平"的历史观，这种表达通过叙事结构与人物行动自然呈现，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4.1 证据意识：历史表达的理性内核
影片将"底片"设定为核心道具，凸显了"证据"在历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不同于传统历史片通过幸存者口述或文献引用呈现历史，影片以"冲洗底片—保护底片—传递底片"的叙事主线，构建了"证据生成—证据守护—证据传播"的完整链条。这种以"物质证据"为核心的历史表达，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底片作为日军暴行的直接物证，其显影过程既是技术过程，更是历史真相被揭示的过程。
影片对证据的呈现保持了克制的理性态度，并未刻意渲染血腥场面，而是通过人物对底片的反应间接传递历史的残酷。当林毓秀看到底片后，用常州方言说出"我唱了十年穆桂英，却护不住一张照片"，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历史悲愤结合的表达，比直接展示暴行更具感染力。这种"以人物情感反应替代直接暴力呈现"的方式，既避免了历史表达的消费化倾向，又强化了观众对历史真相的共情认知。
4.2 和平意识：历史表达的价值升华
影片的历史表达并未止步于揭露真相，而是进一步升华为对和平的珍视。这种升华通过双重叙事实现：一方面，通过日军摄影师伊藤的转变，揭示"军国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伊藤最初以"记录文明"自居，最终却沦为暴行的参与者，其堕落过程说明战争不仅伤害受害者，也扭曲加害者；另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众的坚守，展现"人性对暴力的抵抗"——他们守护底片的行为，本质上是对"文明与真相"的守护。
影片结尾的处理堪称点睛之笔：当现代城市的繁华景象与当年的底片画面交叉出现，字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缓缓升起，将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连接起来。这种处理让影片的历史表达超越了单一的历史回顾，形成了"铭记—反思—守护"的完整逻辑：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守护当下的和平。
五、结论
《南京照相馆》的成功，在于其实现了叙事艺术、人物图谱与历史表达的深度融合：以"照相馆"微观空间和"照片"核心意象构建的叙事框架，让历史表达更具艺术张力；以"觉醒者群像"塑造的人物图谱，让历史表达更具情感温度；以"证据守护"与"和平追求"为核心的历史表达，让叙事与人物更具价值重量。三者相互赋能，使影片既避免了历史题材的说教倾向，又摆脱了商业电影的娱乐化陷阱，成为一部兼具艺术价值、思想深度与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
对于历史题材电影创作而言，《南京照相馆》提供了重要启示：历史叙事不必依赖宏大场面，微观空间更能承载历史的厚重；人物塑造不必追求完美英雄，平凡人的觉醒更能引发共情；历史表达不必直白说教，通过叙事与人物的有机融合，才能让历史记忆真正走进观众心灵。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今天，如何将民族历史转化为具有国际传播力的影像作品，《南京照相馆》给出的答案是：以艺术为桥，以人性为魂，让历史在光影中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