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周谷炫
学号：202426502032
班级：国际3班
提交日期：2025/6/7
《红猪》：在天空的褶皱里，打捞沉没的自我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情书
引言：
“我宁愿做一只猪，也不愿当法西斯。”
当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波鲁克·罗索驾驶着鲜红的战机掠过亚得里亚海的波涛，为他的飞行员事业奋斗时，还不知道这句话正如正中红心般显现在他的身上。在《红猪》这部看似浪漫的飞行史诗里，宫崎骏先生将主人公设定为一只在日常生活中被大家所厌恶和会让人远离的猪，他借波鲁克那张猪面人脸，在碧海蓝天之间投射出一则与现实相照应的飞行，沉默，重启的过程。
在写这则影评的时候，我主要从这三个矛盾中来进行理解，剖析何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情书？
第一重“自我的放逐和理想主义的困局”——与自我的矛盾
与其说变成猪是一种诅咒，不如说是波鲁克对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根据对外公布的资料，官方是这么解释波鲁克变成猪的原因的：“（红猪）本是一战中意大利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当他意识到法西斯的不断崛起后选择了离开部队，成了一名为领赏而追捕逃犯的人。”
秘密警察的追捕和国家的审判则是他脱离体制后所面临的外部压力。
但并不是全部。他拒绝参加政治活动，拒绝回归人类社会，甚至是拒绝以“人”的身份生活。维持着猪脸人身的样子，生活在世外之岛，不顾世俗的看法。这种疏离看似懦弱，实则是他对抗“异化世界”的最后底线——当世界变得疯狂，保持清醒的唯一方式是主动“自我异化”。
宫崎骏是这样说的：“当一个男人步入中年，他就已经成了一只猪。”
在很多事情上，波鲁克都已力不从心。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而他不再年轻了。他阻止不了战争的爆发，也看不到一切变好的迹象；居无定所、前途无着，让深爱的女人空等而不愿安顿；整天沉溺于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其名曰为了荣誉、追逐梦想。或许就像波鲁克从不摘下的墨镜一样，猪脸是他逃避现实世界的面具。因为他是头猪，就不必承担对社会、对爱人的责任；因为他是头猪，就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因为他是头猪，就可以只干自己想干的事。
也许就是这样，波鲁克在猪脸的外化表现中实现自我的放逐，和年入中年与“猪”一体完成自己对未来的抛弃，理想的停滞，最终变为了理想主义的困局。
第二重 “红猪的悖论：借云端理想国之名放逐的幸福”——与他人矛盾
他对抗世界的“猪形”铠甲，本意是守护内心喜欢纯粹飞行和反战，个人自由的净土，却在隔绝外界侵蚀的同时，也割裂了与真实情感和责任的联结，陷入自我消耗的循环。
与吉娜的疏离是最深刻的悲剧：他将战时放弃爱情美化为“理想献祭”——理想主义在此异化为情感自毁的工具，使吉娜的等待沦为理想祭坛的牺牲品。与卡迪士的对抗则凸显其理想主义的净化诉求：他视卡迪士为被资本腐蚀的“飞行员精神”之敌，决斗成为一场净化仪式，以证明理想未死；与菲儿的互动暴露其理想主义的代际困境，他欣赏少女才华却恐惧传承，那句“别学我，要嫁个好男人”的叮嘱，撕裂地展现其认知矛盾。菲儿“修飞机也涂口红”的实践，恰恰刺破了波鲁克的逻辑茧房，宣告理想不必以牺牲幸福为赎罪券。
沉溺于牺牲的快感，却背离理想本应守护的幸福；悬浮于云端乌托邦，却回避介入大地改造现实的责任。
最终，他为自己，为飞行员的荣誉，为吉娜的约定而战，标志着理想主义从“自我献祭”转向“为他者负责”。
宫崎骏借此暗示：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在猪脸面具后孤独飞翔，而是在爱具体之人的实践中，与世界的残缺达成有尊严的和解。
第三重 “猪形自由宣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非国家主义情书”——与社会矛盾
在畸变的法西斯时代下，波鲁克·罗索与社会的尖锐冲突，本身就是一曲理想主义的悲怆实践与生存宣言。面对国家机器的战争绑架，他以“猪形”完成自毁式防御：主动污名化自我，切断人类身份，将“非人”状态铸成政治绝缘体，以此抵御国家对人性的异化——这是用自我放逐换取意志自由的悖论胜利。
更深层矛盾在于其理想主义的悬浮困境：他于云端构建纯净的荣誉乌托邦，以飞行姿态拒绝堕入“恶人/废物”的战争逻辑，却无力改变法西斯崛起，暴露了消极抵抗的局限。
猪脸本身成为时代创伤的烙印：既是一战理想幻灭的伤痕（战友贝尔里尼的消失），亦是对集体堕落的荒诞反讽——当同胞在“爱国”口号中沦为工具，他以猪形存留人性底线。这头“猪”最终成为黑暗年代最像“人”的存在——他的伤痕是焚毁世界写给人类尊严的最后情书。
结语
变成猪是他的自愿选择，变回人也是他的自愿选择。电影结尾暗示他可能找回了某种‘人’的状态（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这也是他内心选择面对现实、承担责任的一种象征。我们的人生就跟波鲁克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无奈和妥协，我们曾经有过幻想，曾经尝试逃避，但最终都不得不认清现实。但至少，我们还能有尊严的与那些美好的幻想挥手告别，做一个平凡世界里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