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吴思昱
学号：202325002037
班级：国际4班
提交日期：2025/12/13
风过无痕，立场难明：《起风了》并非反战片的三重审视
当《起风了》的片尾旋律渐息，宫崎骏用细腻笔触勾勒的航空梦与爱情故事，往往让观众陷入对“反战”主题的惯性联想。但细究影片内核便会发现，它从未以明确姿态站在反战立场上，它对天皇象征的刻意回避、对主角个人主义的纵容，以及对战争本质的模糊处理，共同将其塑造成一部聚焦“个人理想与命运”的传记式作品，而非直面战争罪恶的反战宣言。
一、天皇象征的“缺席”：对军国主义核心的刻意回避
反战作品的核心，在于敢于直面战争的源头——无论是制度的腐朽、权力的贪婪，还是意识形态的狂热。对于二战时期的日本而言，天皇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与权力象征，是任何严肃反战叙事都无法绕开的关键。但在《起风了》中，宫崎骏选择了最彻底的“回避”：天皇从未以任何形式出现，甚至连间接的提及与暗示都极为罕见。这种“缺席”并非偶然的叙事选择，而是对战争核心矛盾的主动消解，让影片失去了反战最关键的批判靶心。
堀越二郎的人生轨迹，本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紧密绑定。他投身的航空工业，本质上是为天皇主导的战争机器服务——零式战斗机最终成为太平洋战场上的“杀人利器”，背后是天皇政府对军事力量的极致追求。但影片将这层关联完全剥离，只将二郎的选择简化为“对飞行梦想的执着”。当他在德国考察时，面对纳粹军官的傲慢，心中所想的唯有“如何设计出更优秀的飞机”；当日本国内因战争陷入物资匮乏，他的焦虑也仅停留在“研发进度受影响”，而非“战争为何会发生”。影片用大量镜头展现他深夜伏案绘图的专注、看到飞机试飞成功时的热泪，却对“这些飞机将用于何处”避而不谈。
更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对“国家意志”的呈现始终模糊。二郎获得的研发资金、团队的组建、项目的推进，显然都依赖于日本军方的支持——这背后正是天皇主导的国家机器在运作。但影片将这一切简化为“实现理想的助力”，从未展现军方对研发方向的操控，更未批判天皇制度对个体的裹挟。真正的反战作品，会让主角直面这种“理想与罪恶”的冲突：或许是意识到飞机将成为杀戮工具后的挣扎，或许是对天皇权威的质疑。但《起风了》中的二郎，始终活在“梦想”的真空里，而这种真空的存在，恰恰源于影片对天皇象征的刻意屏蔽。
对比宫崎骏此前的作品，这种回避更显刻意。《幽灵公主》中，他批判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直面武士集团的贪婪；《哈尔的移动城堡》里，战争的残酷通过“被炸毁的城市”“逃难的民众”直接呈现，对发动战争的国王也暗含讽刺。但在《起风了》中，最该被批判的天皇与军国主义核心，却成了“看不见的空气”——观众只看到战争对日本民众的影响（如二郎家乡的地震、物资短缺），却看不到这种苦难的源头。这种“只谈自身伤痛，回避自身罪责”的叙事，本质上是对战争因果的扭曲，与反战作品“直面罪恶、反思根源”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
二、二郎的个人主义：理想光环下的冷漠与自私
反战不仅是对“战争行为”的否定，更是对“战争思维”的批判——比如对个人意志凌驾于他人生命之上的警惕，对集体利益被个体野心裹挟的反思。但在《起风了》中，宫崎骏却用大量笔墨美化堀越二郎的“个人主义”，甚至纵容他对他人的冷漠与自私。这种“美化”让主角失去了反战所需的“人性反思”，也让影片的立场进一步偏离反战轨道。
影片中最具争议的情节，莫过于二郎对妻子菜穗子病情的态度。菜穗子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是需要静养、甚至隔离治疗的重病。但二郎的选择，却完全以自己的研发工作为中心：他将菜穗子安置在远离市区的偏房，既没有请专业医生长期照料，也很少抽出时间陪伴；当菜穗子咳嗽加重、身体日渐虚弱时，他的第一反应仍是“不能耽误飞机试飞”；甚至在菜穗子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机场关注试飞情况，直到收到妻子的死讯，才露出短暂的悲痛。
宫崎骏本可以通过这个情节，展现二郎“理想与亲情”的冲突，进而引发对“个人理想是否该凌驾于生命之上”的反思——这恰恰是反战的重要维度：战争的罪恶，往往源于“集体理想（或个人野心）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但影片却将这种冷漠包装成“为理想献身的无奈”，用浪漫的镜头语言弱化其自私本质：菜穗子不仅没有抱怨，反而主动支持二郎的工作，甚至在临终前仍为他缝制衣物；两人在夕阳下的牵手、在草地上的依偎，更让“牺牲爱情为理想让路”的叙事显得无比凄美。这种“受害者主动原谅加害者”的设定，本质上是对个人主义的纵容——它暗示“只要理想足够崇高，牺牲他人利益便是合理的”，而这与反战所倡导的“生命至上”理念完全相悖。
二郎的个人主义，还体现在他对战争影响的“选择性无视”。当他的朋友本庄因战争失去工作、生活困顿，二郎的安慰只是“总会好起来的”；当他看到街头因饥饿乞讨的孩子，也只是短暂驻足，随后便转身投入研发。他的世界里，只有“飞机设计”这一个核心，战争带来的苦难、他人的痛苦，都只是“背景噪音”。反战作品中的主角，往往会因他人的苦难而反思战争——比如《萤火虫之墓》中的清太，在妹妹饿死的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但二郎从未有过这样的反思，他的理想始终是“纯粹的”，不受任何道德困境的干扰。这种“纯粹”并非理想主义的光辉，而是对现实的逃避——他用理想为自己筑起一道高墙，隔绝了战争的罪恶，也隔绝了作为“人”的基本共情。
更讽刺的是，影片将二郎的个人主义与“民族荣誉”绑定。当他设计的飞机试飞成功时，周围人欢呼“这是日本的骄傲”，二郎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种“个人理想与民族荣誉”的绑定，恰恰是军国主义最擅长的叙事逻辑——将个体的野心转化为“为国家效力”的正当性。反战作品本应拆解这种逻辑，揭露其背后的谎言，但《起风了》却对此全盘接受，甚至用画面强化这种关联。当飞机在蓝天上翱翔时，影片传递的不是“警惕这种力量被滥用”，而是“为理想实现而欢呼”——这种欢呼，无疑消解了反战所需的批判意识。
三、战争本质的模糊：浪漫化包装下的历史回避
真正的反战作品，从不回避战争的本质——它是血腥的杀戮、是无辜者的死亡、是文明的毁灭。但在《起风了》中，宫崎骏用“浪漫主义”的滤镜，将战争包装成“个人命运的背景板”，既不展现战争的残酷场面，也不反思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这种模糊处理，让影片彻底失去了反战的力量，沦为一部“在战争背景下谈恋爱”的温情故事。
影片对战争的呈现，始终停留在“间接影响”的层面：比如二郎家乡的地震（暗示战争前夕的社会动荡）、东京街头的物资短缺、菜穗子因战争无法得到更好的医疗。这些情节确实展现了战争对日本民众的伤害，但却刻意回避了“日本是战争发起者”这一核心事实——观众看不到零式战斗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击落美军飞机的场景，看不到中国或东南亚民众因日本侵略而家破人亡的画面，甚至看不到日本士兵在战场上的伤亡。这种“只展现自身苦难，回避自身罪责”的叙事，本质上是对历史的扭曲。反战的核心不仅是“反对自己遭受战争”，更是“反对自己发起战争”；不仅是“同情自己的苦难”，更是“同情被自己伤害的人”。但《起风了》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将日本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而非“战争的加害者”，这种叙事立场，与反战所需的“正视历史、承担罪责”完全相悖。
影片还通过“梦境与现实”的交织，进一步浪漫化战争背景。二郎多次在梦中与意大利飞机设计师卡普罗尼相遇，两人在蓝天白云下畅谈理想，卡普罗尼那句“起风了，要努力活下去”，成为贯穿影片的核心台词。宫崎骏用这个梦境，将“飞机设计”与“诗意的生存”绑定，完全剥离了飞机的军事属性。当二郎在现实中遭遇挫折时，梦境中的卡普罗尼总会给予他鼓励——这种设定，让“研发战争机器”的行为，变成了“对抗命运、追求诗意”的象征。但这种浪漫化的包装，恰恰是对历史的不尊重：零式战斗机最终导致了无数人的死亡，它的“诗意”背后，是血淋淋的罪恶。影片用“梦境”掩盖这种罪恶，让观众沉浸在“理想与爱情”的温情中，却忘记了战争的本质。
更值得警惕的是，影片对“零式战斗机”的态度。当二郎设计的飞机最终试飞成功时，影片用慢镜头展现飞机划过天空的优雅，用激昂的音乐烘托氛围，甚至让菜穗子的灵魂（或幻影）在天空中与飞机同行。这种“赞美式”的呈现，完全忽略了零式战斗机在战争中的实际作用。真正的反战作品，会让观众看到“武器的可怕”——比如《萤火虫之墓》中，炸弹落下时房屋倒塌、民众惨叫的场景；《哈尔的移动城堡》中，战争机器摧毁城市的画面。但《起风了》中的“飞机”，始终是“理想的载体”，而非“杀戮的工具”。这种对武器的美化，本质上是对战争的纵容——它暗示“只要出于‘好的初衷’，武器便无罪”，却忘记了武器的最终用途，永远由使用者的立场决定。
结语：风过无痕，立场难明
当《起风了》的片尾，二郎站在空旷的机场，望着天空中消散的飞机幻影，眼中满是失落与迷茫时，宫崎骏或许想表达的是“理想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常”。这部作品，本质上是宫崎骏晚年对“个人理想与现实”的自我叩问——他看到了理想的光辉，也看到了理想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但这份叩问，始终局限在“个人”的维度，从未上升到“对战争的批判”。
它不是反战片，因为它不敢直面天皇象征的罪恶，不敢批判军国主义的根源；它不是反战片，因为它纵容了主角的个人主义，将“牺牲他人”包装成“理想的代价”；它不是反战片，因为它用浪漫主义的滤镜模糊了战争的本质，回避了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事实。
或许，我们不必强求宫崎骏的每一部作品都必须是反战经典。《起风了》的价值，在于它展现了“理想与爱情在时代中的挣扎”，在于它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性的复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将其误读为“反战片”，既是对作品本身的曲解，也是对反战精神的稀释。反战需要的不是温情的回避，而是直面罪恶的勇气；不是个人理想的赞歌，而是对集体命运的反思。
风会带走一切，但历史的教训不该被带走。《起风了》的风，吹过了二郎的理想与爱情，却没有吹醒对战争的警惕——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最遗憾的留白。